蔣運鵬訪談：一個在德國成長的分析哲學學者

胡星銘：您簡歷上寫道：2018年8月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通過教授資格考試（Habilitation）。很少看到國內其他德國留學生通過這個考試。介紹一下Habilitation？

蔣運鵬：我們可以把Habilitation看作博士之后的另一個學位。通常需要6年完成。完成后，原則上就有資格被一所大學聘為教授。但為了防止近親繁殖，原則上不得在你做Habil的大學被聘為教授。

胡：“原則上”在中文里是個精妙的詞。德國大學實際上有效避免了近親繁殖嗎？

蔣：在德國也是個精妙的詞。不過，近年來，德國主流大學對近親繁殖控制得還是不錯的。

胡：回到Habilitation，聽說要通過這個很難——

蔣：其實它并沒有特別的難度，博士畢業以后只要找到一個愿意指導你的Mentor，有穩定的教學記錄，并寫出一本合格的專著，即可。難的是博士畢業后在大學找到穩定的6年工作或申請到好的項目，在經濟上支持你做Habil。否則，單靠授課的零星工資，很難挺過6年。最糟糕的是，完成Habil之后，并不能保證你會被任何大學聘為教授。相反，只有天選之人，才能在做完Habil幾年內在德語區找到教職。

胡：聽你這么說，好像在德國完成Habil的出路不如在國內完成博士后。國內博士后出站獲得助理教授的機會蠻大的。

蔣：某種意義上，確實不如。當然，完成Habil后找到教席那就是正教授，相當于一步登天，與博士后到助理教授的轉變還是有區別。德國教席競爭異常激烈。很多與我同齡的學者，都非常優秀，但都是做完了Habil而沒找到教職而被迫到處奔波授課，收入不足以糊口。德國學院其實一直有反省的聲音，覺得應該給年輕學者一個類似tenure track的友好環境。

胡：你的德國背景是非常強的，德語是接近母語的那種好。你對語言學習有什么心得？

蔣：關于我的德語學習經歷，我是在上中學時在游泳中學會了游泳。我覺得很多（在中國的和在歐洲留學的）中國學生太拘謹，因為怕造句犯錯，反而不敢開口。其實可以放松一點。語言就是傳遞信息而已，語法往往并不重要。我們只管說即可，母語者一定能聽懂。凡是假裝聽不懂的，一定是在故意刷優語言越感（這很惡心）。時間長了，你的句子自然就說對了。學外語，拼的是性格，不是智商，外向的人優勢很大。

胡：從做哲學的角度，你建議學生學哪幾種語言？

蔣：這個我覺得沒有定論?？锤髯匝芯款I域吧，當然，凡是為了做哲學而學的外語，往往學不太好。掌握語言多并不算厲害。如果要求不高，掌握多門語言不難。真正厲害的是把一門外語學到母語的水平，而不只是像我一樣接近母語。因為這后面有太多其難度遠超語言本身的、社會認同方面的挑戰。

胡：非常贊同！國內學生去德國留學，一般都會做德國古典哲學或古希臘哲學。但你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卡爾納普。為什么選擇卡爾納普？

蔣：我是德國高中畢業的。作為高中畢業生，我在選擇專業的時候并不知道，在德國哲學系一般都會做德國古典或古希臘。我頭幾個學期聽了一些課，覺得Andreas Kemmerling教授的風格最吸引我，就主要跟他了。我后來的博士導師乃至Habilitation導師也是他。后來，我才聽說我做的原來叫分析哲學。

胡：哈哈哈，我想到牛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G. A. Cohen，他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叫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后來他才知道別人把他的馬克思主義稱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

蔣：我覺得這是正常狀態。從求知的角度而言，一開始就往自己和別人頭上貼標簽的做法才是奇怪的。最好盡量推后貼標簽的時間，對所有有深度的領域盡可能久地保持單純的興趣。羅素說做哲學的人心靈要足夠寬廣，這很重要。

胡：對。很多搞分析的，開始都是對尼采和海德格爾感興趣的。我看我研一的日記，買了《海德格爾文集》，復印了尼采主要著作的英譯本，沒怎么讀分析哲學的書。不過，也沒有讀過康德，雖然那時很多學者說：康德是繞不過去的，不讀康德，就不配談哲學。

蔣：康德的哲學地位毋庸置疑。但哲學中不存在繞不開的典籍，康德也不例外。我本科的時候，也有個高年級的學長跟我說，康德繞不開。嚇得我一愣一愣的。但事實證明，我一直不怎么懂康德，但也能正常做哲學。在一個特定哲學領域當中，有些經典是繞不開的。比如，你不可能做認識論而沒聽說過Gettier。但不存在所有哲學學者都必讀的經典。哲學本身的豐富程度能夠容納很多相互錯開的心靈路徑。

胡：話說德國哲學系本科教育注重哲學史嗎？國內很注重哲學史，本科生要上很多“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哲學通史課程。

蔣：德國沒有哲學通史課。因為通史課跨度太大，教師只能蜻蜓點水，無法給學生純正的哲學訓練。德國學院的老派教授（例如海德堡當初的Halfwassen和Bubner）會開設特定階段的哲學歷史課程，比如古希臘哲學史或德國唯心論。我當初也去聽過。感覺還是收獲挺大的。至少讓我看到了這些領域的深度，學會了敬畏。哲學通史課不可能有這個效果。通史課無非就是傳遞基本信息。在信息時代，沒必要為此專門開一門課。

胡：那德國本科和美國本科差不多。我博士在一個極其注重哲學史訓練的美國哲學系，博士生也要修很多斷代哲學史的課。有個師兄跟系里教授說：這種太注重哲學史的搞法會讓學生對哲學有一個歷史的眼光，但不利于研究哲學問題的學生在博士畢業前寫出能在主流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最后找不到工作。

蔣：或者應該找一個平衡？發表生存很重要，歷史厚度也多少可以兼顧一些。當然前提是學生必須做扎實的歷史性研究，受嚴格的闡釋訓練。泛讀很多歷史文本只會讓自己覺得自己很博學。只有鉆研過某個特定歷史文本，才能有真的哲學生長力。

胡：國內也要求研究生精讀一本哲學經典。老師提醒我們要帶著問題意識讀。但我一直沒學會。到美國后才慢慢學會。比如，讀笛卡爾的《沉思》，我是做知識論的，所以帶著知識論問題去讀：笛卡爾回應懷疑主義的原文是什么？最近某兩個笛卡爾專家對原文的相關解讀有何不同之處？哪一個更好一點，還是都不太好？與當代某個著名哲學家對懷疑主義的回應相比，笛卡爾式的回應是否還有一些優勢？

蔣：贊同?！皫е鴨栴}意識讀”很關鍵，也的確不易。優秀的歷史研究是這樣的：你讀它時，會覺得笛卡爾確實與當代哲學有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且笛卡爾在明確提供解決方案。作者巧妙引用的笛卡爾文本也會增強你的這個印象。你會驚訝之前自己讀笛卡爾時咋看不出來這種關聯？將古代學者拉到當下的語境里來對話，需要前沿理論知識，更需要對經典的超強駕馭能力。不少當代學者都曾在歷史文本中深挖資源，最終借此在當代討論中打開了新思路。比如，維也納大學的Benjamin Schnieder的有些哲學靈感就來自于他對Bolzano的深入研究。從這個角度看，良好的歷史訓練加上系統訓練或許恰恰對發表有幫助也說不定。

胡：回到之前的問題：你的博士論文為什么選擇做卡爾納普呢？

蔣：博士論文選做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現在看來是個錯誤。當初完全是被《構造》里嚴密的技術化處理迷住了，完全沒考慮研究它對我自身的哲學發展有多大幫助。

胡：感覺這是你精神的初戀。

蔣：初戀時都頭暈。我導師當時反對我做這個題目，但仍然允許我自由選擇，并且明確跟我說我會后悔。果然，我現在后悔了。有些判斷還是應當聽長輩的。

胡：的確。博士論文跟婚姻一樣，我們應該聽長輩的。但總是事后才明白。

蔣：好在我可以換研究題目。在選擇Habil論文題目的時候，選了休謨。這是一個哲學營養和輻射能力都更強的話題，最后做出來我自己也更滿意。

胡：就我的了解，國內似乎沒有比你做得更深入的休謨專家。

蔣：我更愿意說我極度幸運吧，在寫了一篇不怎么好的博士論文后，仍然得到了工作機會，讓我有時間改正博士階段走的彎路。否則，我今天的職業道路乃至人生道路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胡：你這話讓我聯想到自己從中國哲學轉向分析哲學，也覺得很幸運。如果我們倆有一個人沒轉，就很難這么熟了。不僅男人和女人之間講緣分，男人與男人之間也講緣分的。

蔣：哈哈，這方面你是專家，我聽從專家的意見。

胡：你從高中起就在德國生活，我想問一個德國社會氛圍的問題。一些美國大學教授說他們不敢在有爭議的問題上說話，怕一群人在網上對他們的言論進行“特別”的解讀和批判，甚至用輿論脅迫大學開除他們。德國有這個情況嗎？你覺得這種情況是一種社會進步嗎？

蔣：德國教授應該是我知道的所有國家里社會地位最高的。很少聽說大眾輿論在德國能撼動教授。這導致一部分德國教授自我過度膨脹。至于說對教授的輿論監督是否是社會進步，我不敢亂說，怕一群人在網上對我的言論進行“特別”的解讀和批判……

胡：哈哈哈哈。你在海德堡呆了很多年，想過離開嗎？

蔣：肯定想過的，而且實際上也離開了。不過我天性并不喜歡挪地方，這或許是另外一個可以分享的負面經驗：年輕學者不應該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海德堡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占了極大的比重，但這也使我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其它的哲學系。樹挪死，人挪活。不愿意動不是好事。

胡：工作了也一樣，換個單位，可能會讓自己更有活力一點，但要得到原單位領導的祝福。你博士畢業后曾短暫離開過海德堡，去了蘇黎世大學哲學系做了一年助理教授。介紹一下瑞士蘇黎世大學哲學系？

蔣：給大家一個鏈接，具體人員結構信息可以看見https://www.philosophie.uzh.ch/en/seminar/people.html有些人我還認識，但大部分已經換了新面孔。我當時有50%的助理教授職位，老板是Katia Saporiti。她的研究主要以貝克萊見長。還有一個我認識的是Hans-Johann Glock。他主要做維特根斯坦和語言哲學?？偟貋碚f，這在德語區是一個中規中矩的中小型哲學系，相當一部分教授來自德國。

胡：蘇黎世的哲學研究如何？

蔣：以我的經驗，蘇黎世學術研究處于中等水平，跟洪堡、慕尼黑等重鎮有差距，但還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語區各個大學哲學系學生質量分布很均勻，每個地方總有足夠比例的人適合且喜歡做哲學。這或許跟他們長期的封建傳統有關系，“文化中心”的意識相對弱。

胡：現在一些人說：國際主流期刊發表的哲學論文是流水線產品，瑣碎而無聊，配不上“哲學”之名。你的感覺呢？

蔣：“瑣碎無聊”是趣味判斷，“配不上哲學之名”是價值判斷。我可以理解前者，甚至部分同意前者，但不喜歡后者。我很懷疑大談“配不上”的人中有多少人花時間真正細讀過國際主流期刊的文章。不甚了解就倉促下價值判斷是不對的。而且，真正在自己的領域里下過苦功夫的學者，對學術有敬畏，不會輕易說其它研究方向“不配”什么。

胡：很對。但你自己覺得“國際主流期刊發表的論文瑣碎而無聊”嗎？

蔣：我部分贊同這種說法。分析哲學主流風格的部分文章有這個問題，我覺得當下的分析哲學和經院哲學有點相似，越來越嚴格細碎，很難激起外行的共鳴。

胡：我有同感，很多同行的文章也很難激起我的共鳴。我很不喜歡。但想想我不喜歡又如何？Who am I to judge? 或許我品味不夠。

蔣：當然我必須澄清，所有主流期刊的文章，都有很多值得專業研究者學習的地方。認真閱讀“瑣碎”的文章，也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我覺得國際主流期刊有些論文非常精彩，用極弱的前提論證出了極強的結論。隨便舉兩個例子：比較老的F. Jackson和當下正火的M. Jago。

胡：你覺得當代非分析哲學的哲學文章，有不細碎，大格局，能激起外行共鳴的嗎？

蔣：很妙的問題?；蛟S一篇優秀的現象學論文同樣很難讓外行興奮起來。這么看，分析哲學并非特例。哲學存在2000多年，遠比心理學或語言學作為學科古老得多。因此，或許哲學內部各個流派之間因時間而產生的異質性遠大于我們想象。如果分析哲學和其它哲學流派的學者相互不把對方看成同一學科的同行，而看作相鄰學科的同行，或許可以營造更寬容的格局。

胡：或許大一的“哲學導論”應該一半分析風格，一半非分析風格。話說我一度曾懷疑過主流審稿制度：會不會是這種制度導致那些期刊發表那些無聊的論文？是不是換一種制度，比如讓優秀的哲學家向期刊實名推薦稿子，就不會出現無聊的論文？

蔣：“讓優秀的哲學家實名推薦稿子”這個想法很有意思。其實大佬主編的論文集就有點像這種制度。論文集里也有好文章。至于說論文集文章的優秀率和主流期刊文章相比如何，很難判斷。

胡：某些論文集里偶爾有讓我很喜歡的文章，但很少。歐美哲學界找工作和評職稱更看重主流期刊專家匿名評審出的論文。年輕人常在簡歷上特別標注哪些論文是peer-reviewed。

蔣：我只能說，對于我這種資質有限的學者而言，接受期刊匿審的嚴酷捶打是我哲學職業能力形成的必要環節。若不捶打我，我只會變成眼高手低的蠢貨。

胡：同感同感。我希望自己能以適當的方式面對自己的平庸，不自欺欺人，妄自尊大。

蔣：當然，哲學天才不一樣。天才有超人洞見，不需要也不因該接受捶打。但天才從古至今有幾個呢？批評當下主流期刊風格無聊的人，其潛臺詞或許是“我們本來應該追求維特根斯坦的境界”。別人的情況我不判斷，但就我個人相當有限的能力而言，追求這種境界對我而言是不理性的。

胡：我一直不太懂維特根斯坦哲學。我更喜歡羅素、波普爾和羅爾斯的作品。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因為我的哲學品味不高。

蔣：我的基本品味跟你一樣，不高。但我覺得維特根斯坦很有洞見，在哲學史上不可取代。但他對年輕研究者十分危險。如果你有足夠溫和的性格和穩健的哲學功底，維特根斯坦可以為你提供大量哲學養分。而如果你沒有正統的訓練，就狂熱地扎進維特根斯坦，那你很可能會很快染上他的氣勢和派頭，卻遠沒有他的靈氣。這樣的話，你一輩子就止步于一個維特根斯坦的拙劣模仿者了，永遠無法展開嚴肅的學院哲學研究。

胡：據說維特根斯坦的寫作風格與他患有讀寫障礙（dyslexia）有關系。普通人模仿他的風格，既不會得到任何著名哲學家的賞識，也很難在主流哲學期刊發表。話說你現在也負責一本哲學期刊——《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就我的了解，這本期刊是國內少有的“如果論文質量不錯，即使作者是本科生，也會獲得發表的”C刊（集刊）。最近兩年，我聽到不少學生和青年教師對這個期刊的稱贊。

蔣：謝謝夸獎。我只是編輯部的一員，主要工作是提醒大家稿子來了或審稿意見回來了，快看。編輯部的其他老師以及在背后支持我們的前輩同事至少跟我的付出一樣多（如果不是更多）。這個期刊是我們共同的事業。我們的目標是多少宣傳匿審文化，并且宣傳高質量稿件。當然，什么樣的稿件叫質量高，學者們意見未必統一。我們的期刊或者可以看作凸顯一種特定寫作規范的嘗試。感謝學界前輩容忍我們的嘗試。我們將盡力繼續嘗試。

胡：你覺得辦好一個學術期刊，最難的是什么？

蔣：最大的難點是稿源。系里前輩同事在2018年之前進行了大量約稿工作，使得集刊有了一定知名度，這對后續稿源幫助很大。我也想特別感謝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部門對我們刊物的肯定，讓我們成為了CSSCI和AMI核心集刊，這對稿源的幫助也是巨大的。也希望所有稱贊我們的師生也多給我們投稿??！其次的難點就在于把握審稿的嚴苛程度。大家的成長都需要時間，不能在高質量稿源尚不充足的情況下就把門檻提高到國際頂刊的水平。

胡：非常贊同。期刊通過審稿反饋幫助作者成長（即使是退稿），而作者通過不斷投稿幫助期刊成長，是理想的狀態。你現在做分析的形而上學，國內研究這個領域的人不多。大家可能好奇分析的形而上學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傳統。簡單說一下？

蔣：當代分析的形而上學在國際上是主流之一。這個領域的很多話題受古希臘影響無疑非常大。比較典型的例子之一是Rutgers大學的一批以J. Shaffer為代表的頂尖新秀學者。他們強調，除了奎因開啟的“何物存在”的本體論傳統之外，形而上學應當復興一個更古老的，來自亞里士多德的傳統。這個傳統關心的問題是：存在物相互之間有什么奠基關系？

胡：我來扮演一下“魔鬼的辯護士”。如果說生物學或物理學研究“存在物相互之間有什么奠基關系？”，大家容易理解：我們人類依賴于空氣、水、陽光，還有食物——各種動物與植物。植物依賴于空氣、水、陽光和肥料等等。這是生物學告訴我們的。物理學告訴我們：各種肉眼可見的東西，無論是有機體還是無機物，都是由分子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組成的，原子是更小的粒子構成的。如果“x奠基于y”是說x是由y構成的，那么一切肉眼可見的東西都奠基于物理學家講的基本粒子?？茖W似乎已經很好地回答了“存在物相互之間有什么奠基關系？”這個問題，形而上學的復興是不是多余的？

蔣：這是一個經典的針對形而上學存在價值的質疑。它的更一般化的表達是：如果要研究世界長什么樣，自然科學就做得很好，要形而上學做什么？而對這個挑戰的經典回答是：世界有很多面向自然科學無法觸及。比如，回到奠基問題來舉例：奠基關系不一定是物理構成關系。我們會關心美學事實/倫理學事實是否被物理事實奠基，也會關心數學事實被什么奠基，還會關心如下一個很古老的問題：究竟是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更基礎，還是組成世界的部分更基礎？這些問題，自然科學無法回答。又比如，對truthmaking這個問題的討論有時會涉及到奠基問題。我們會好奇，truthmaking是不是一種奠基關系。在這里，自然科學也幫不了我們。

胡：有人會說：你提到的這些問題，預設了美學/倫理/數學事實的存在，也預設了truth-maker的存在?！熬烤故鞘澜缱鳛橐粋€整體更基礎，還是組成世界的部分更基礎？”這個問題似乎也預設了具有部分的東西存在。所以更基本的問題是：何物存在？對這個問題，自然科學給了我們最好的回答：真正存在的是基本粒子，萬物都是由基本粒子構成，并沒有什么美學/倫理/數學事實。我們認為某些美學/倫理/數學命題為真，不過是因為它們是有用的工具。這個回答有什么問題嗎？

蔣：這里有兩個話題，一是“存在問題是否更基本？”，二是“自然科學是否能回答所有存在問題？”。我分開處理。第一，如果“何物存在？”的問題的確更基本，這似乎對奠基理論者不利。因為，這樣一來，奎因的本體論問題似乎仍然比奠基問題更重要，而Schaffer的所謂復興就沒有太大沖擊力了。我想，奠基理論者會這樣回應：討論奠基關系，當然要預設關系項的存在。而討論關系項的存在不必預設奠基關系。因此，存在問題的確更基本。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更重要。奠基理論者承認存在問題更基本，但堅持奠基問題更重要。

第二，即使存在問題更重要，自然科學也不能接管形而上學的核心研究。因為自然科學本身不能幫助我們回答所有本體論問題。通常，自然科學家也不會聲稱，只有他們研究的對象才是真正存在的物體。原因很簡單：自然科學的經驗手段無法幫助我們判斷是否有數學事實、命題、性質等抽象物體存在。只是有一些篤信自然科學的哲學家認為，凡是不能納入自然科學本體論框架的，皆不存在。而這本身已經是形而上學討論。而且，即使我們限于談論那些可以納入自然科學本體論框架的物體，關于它們中的某些東西是否存在的爭論，也不是自然科學可以處理的。比如，自然科學就無法告訴我們，（除了排列成特定形狀的基本粒子）有無組合體存在。

胡：在什么意義上，奠基問題更重要？

蔣：奠基主義者認為奠基問題更重要的一個核心理由在于，相對于何物存在的本體論問題，奠基問題更難。Schaffer本人的典型態度是，種種物體的存在是很trivial的事情，我們承認它們存在即可。一旦存在問題得到肯定回答，我們就可以處理不那么基本，但更困難的奠基問題了。這種對待存在問題的“easy”態度是否正確，也是元形而上學的重要話題。Thomasson會站在Schaffer一邊。我本人則站在卡爾納普和奎因一邊。我不認為存在問題很easy。它至少與奠基問題同等困難且重要。

胡：最后一個問題：有些高中生很喜歡哲學，但許多老師和家長都對哲學專業有價值方面的疑慮，認為哲學沒用。你的看法是？

蔣： 我覺得這個疑慮背后有重重誤解。我簡單談幾點。第一，很多人之所以認為哲學沒用，是因為它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轉化為生產力。但按照這個標準，很多研究都是徹底“無用”的，比如相當一部分天體物理學研究和整個數論研究。而我們通常不會否認它們的價值。相比它們，哲學有些部門對社會生產的介入其實還要深一些。比如。醫院的倫理委員會里就有倫理學家，重大醫療決策需要倫理學參與。第二，有些人認為哲學沒用是因為他們認為哲學在純粹認知上也沒有貢獻。這與我們剛才談到的一個想法有關：似乎，理解世界是自然科學的工作，哲學在這方面無事可做。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看法對于哲學的一個下級部門（即形而上學）而言是錯的。這個看法對于哲學的其它下級部門而言同樣是錯的。在廣義上，認識論、語言哲學、倫理學以及美學等部門也在研究世界的方方面面。而它們的研究也是自然科學無法取代的。世界是一個在各個維度上展開的復雜結構，自然科學只能涵蓋其中一個維度。第三，一個更加實際的憂慮是，學習哲學不容易找到好工作。這里，我覺得我們需要冷靜的分析。如果我們談的是學院里的科研崗位，那么，對于任何一個學科而言，這些崗位的數量都是極其有限的，競爭都會異常激烈。事實上，對于任何學科而言，接受該學科訓練的學生中的大多數，將來都不會在該學科從事學術研究。哲學不是例外。至于說，相對于其它專業而言，學習哲學是否更難找到學院以外的好工作，我認為需要更細致的調查，不能憑空想象。我在德國和中國工作的時候，都接觸過對哲學本碩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就業方向的調查。沒有證據證明，哲學專業的就業前景比其它文科要差。當然，就業的憂慮或許是針對整個文科的。很多人認為，學習一門實用性較高的學科，在就業上或許有更大的選擇余地，而且收入很可能比學習文科要高得多。說實話我覺得這種判斷也不能輕易下。據我所知，熱門專業也有起伏，有時工作不見得比文科好找。很多時候，學生或家長對哲學的本能疑慮背后，并沒有堅實的就業市場調查作為支持。

談兩點或許有助于減輕專業選擇壓力的看法。第一，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人們之所以會瞻前顧后，是因為大家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選擇提高未來的幸福程度。但我們或許高估了自己的控制能力。人生很復雜，總體幸福取決于非常多的因素，其中絕大多數無法預測。如果你很喜歡哲學，那研究哲學本身就能立刻大大提升你的幸福指數。而放棄哲學去學一門你不喜歡但預計會有高回報的技能，將來未必會讓你更整體更幸福，有時候，對你而言最安全的路，恰恰是你的興趣指出的路。第二。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高中畢業對哲學專業的選擇并非人生終極選擇。本科乃至碩士乃至博士階段都可以換方向。我認識不少做了一陣哲學后換專業的人。他們中有些人的想法是：我喜歡哲學，但生命中還有其它東西也值得嘗試。但是，我也接觸過另外一類人，他們的轉向充滿自責：我之前是不是白學了，是不是辜負了誰。我更推崇前一種心態，它更健康。當然，這與社會環境和壓力也有關系。德國是個高福利國家，持第一種態度的人更多。我真誠希望社會對選擇了哲學專業但最終因為種種原因而放棄的同學給予越來越多的寬容，不要把他們定義為失敗者。人一生嘗試多種道路，這很正常，要允許乃至鼓勵大家試錯和糾錯。否則，我們不但會營造出逼仄的外部社會氛圍，也會扭曲哲學專業內部的心態。

蔣運鵬簡介：清華大學哲學系長聘教授，研究方向為近代英國經驗主義（休謨、貝克萊）、早期分析哲學（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奎因）、當代分析的形而上學（使真者理論）和元形而上學（緊縮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