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生

本刊應當是國內首份以西方哲學研究為志業的刊物。

我們為什么需要研究西方哲學？對于我們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學科或專業的問題。

我們是誰？我們不是西方人，卻也不是西方人可以隨便打發的非西方人。我們是西方人的異在者，正如西方人一直是我們的異在者一樣；作為這種相互的異在者，我們才是西方人的發現者，西方人也才是我們的相遇者。

雖然作為位格存在者（Person）而言，每個人之間都是相互的異在者，因為每個人都是作為不可替代的目的本身而存在；但是，作為復數的個體組成的群體，并非所有自稱“我們”的群體都可以成為他人的異在者。實際上，唯能系統而深切地覺悟“絕對的一”而與此“絕對的一”共在的“我們”，才真正能互為異在者而構成“我們”與“你們”的關系。設若沒有對絕對者的覺悟，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我們”。而就絕對的一即是絕對的源頭而言，真正的“我們”實乃絕對本原的守護者與承擔者，因此，“我們”展開的歷史才是有所守護、有所擔當而有道統的歷史。借此道統，“我們”的歷史不僅保持著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義。這樣的“我們”在哲學上可以被稱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稱為本原民族，“我們”的文化才成為本原文化。

就人類古代而言，世界上只有四個這樣的本原民族：希臘人與希伯萊人，還有就是華夏與印度。他們是人類最早發現絕對本原并自覺以自己的歷史承擔起絕對性的民族。作為絕對本原的發現者，他們是絕對性的最早見證者而確立了世界史的基軸，以致史學的任何世界史敘述都無法離開他們的歷史；而作為絕對本原的歷史承擔者，他們則是絕對者的古老“選民”而展開著絕對者的不同面向。他們之間的共同，是絕對者的唯一性的表達；他們之間的相異，則是絕對者的（諸）可能性的表達。因此，他們之間的相遇，不僅是人間的事件，也是絕對者的事件：這種相遇是見證者身份的相互印證，也是絕對者的多種可能性面向的呈現。見證者在相互印證的同時，也見證著絕對者的多種可能性面向。人類通過本原民族的相互印證而走向更高的普遍性，也因見證絕對者的更多可能性面向而更接近真理，更確信歷史與未來都有普遍的公正在。不管是走向更高普遍性，還是更接近真理，更確信公正，于我們而言，都意味著更走向成熟，更走向自由，因而更成就了自身。對于人這種特殊存在者而言，不管是作為類還是作為個體，自由之外無自身，自由之外無自己。這意味著，唯有走向自由，才能真正成為自己，而要真正走向自己，成就自身，則唯有走向自由。真正的自己不在別處，只在自由里。

因此，本原民族的相遇是人類走向自由而成就自身的必經之途。在人類歷史上，這種相遇首先發生在兩希文明之間，也即發生在以思想為其標志的希臘文明與以一神教信仰為其核心的希伯萊文明之間。我們也可以把這一事件簡化為哲學與宗教的相遇。這種相遇在相互改變、提升了對方的同時，把自覺承擔起這種相遇的民族與個人提高到了他們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深度，直至他們能夠以前所有未的普遍性捍衛人類的尊嚴與道德，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改變人類與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開辟新的世界史。設若沒有兩希文明的相遇給宗教與哲學（包括科學）帶來的深度變化，我們無法想像以深度覺識自由為其根本的啟蒙運動會首先在歐洲大陸上展開。如果說人類是通過近代自然科學實現了對自然的跨越式認識，那么，人類正是通過啟蒙運動把對人自身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跨越性的高度，實現了對自由的一次深度自覺，并據此確立了現代社會的普遍原則而開辟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性時代——不同于古代的“現代”。

一個現代社會之為現代的社會，而不是古代的社會，不是舊社會，并不在于它所在的物理時間獲得校準，也不在于它擁有了多少新的科技要素，而在于它是否奠定在一系列基于自由的那些更具普遍性的原則之上。在這個意義上，兩希文明的相遇為現代社會做了遙遠的準備，而現代社會則把人類帶向更具普遍性的普遍性。西方哲學作為兩個本原文明相遇的主角（不管是作為參與者，還是作為效果者，它都是主角），它同時也是奠定現代社會的主角。因此，如果走向更具普遍性的普遍性，也即走向包含更多可能性、更多特殊性于自身的普遍性，因而也即更走向成熟與自由，是人類的目標與希望——因為否認這一點，人類將停留于各種特殊主義而固守在沒有希望、沒有出口的自我封閉里，那么，告別古代，進入另一個時代，也即走進現代社會，則是人類必須面對與完成的一個任務。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西方哲學是人類自覺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必經關口，是人類自覺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必經橋梁。因為唯有自覺到現代社會奠定其上的那些普遍原則，才有可能承擔起這些原則而自覺進入現代社會。

進入現代社會有各種方式，比如日本以及菲律賓這樣的東亞國家，只需通過學習制度性技術就可以進入現代社會。這是一種被卷入式或被帶入式的進入。但是，對于本原民族的我們，則無法單純以這種被卷入式的方式進入現代社會，因為這是一種對現代性價值原則無所自覺、無所承擔的方式。而作為本原民族，我們從來都不可能對自己能夠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價值原則無所自覺、無所承擔，相反，我們從來就以自覺擔當起其價值原則的方式生活于奠定在這些價值原則基礎上的社會里。對于我們而言，要么堅守著古代原則而尷尬地生活著，要么自覺地承擔起現代原則而更自由地生活著。

因此，于我們而言，研究西方哲學就不只是專業的事情，而首先是一個本原民族繼續以自覺的方式去承當起時代原則的事業。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是在逼迫中朝向現代社會，那么，中國要完全從這種逼迫中解放出來，要完成從朝向現代社會到進入現代社會，直至承擔與改善現代社會，則唯有自覺承擔起現代社會的普遍原則。而最有助益于此自覺者，舍哲學而其誰？

更進一步說，如果說西方哲學既是兩個本原文明相遇的參與者，又是這種相遇的結果，那么，作為另一個本原民族，作為第三方，我們研究西方哲學則并非只是出于我們自身的需要，也并非只為了我們自身的需要，它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本原民族繼續為人類打開、見證和擔當更高普遍性的使命。如果說西方人承擔了兩個本原文明的相遇，那么，中國人則不得不承擔著多個本原文明的遭遇。正如承擔了兩希文明相遇的歐洲人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一樣，我們命定要在承擔多種本原文明的相遇中去自覺和打開人類從未有過的普遍性。換言之，我們研究西方哲學，不僅將把我們自己，也將把西方哲學與現代世界帶進新的普遍性，并據此改善現代社會。我們將不再是原來的我們，但我們將更成為我們自己，西方哲學將不再是西方的哲學，但哲學將更成為哲學。

普遍性的升級，一方面意味著絕對者的更多可能性面向的開顯，意味著真理的更多維度的顯現，因此，我們借助于普遍性的升級而更接近真理；另一方面，普遍性的升級意味著我們進一步突破自身的局限，因此，我們通過普遍性的升級來解放自己：把自己從特殊性、地域性、時代性中解放出來，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借助普遍性的升級升級我們的自由而升級我們的“自身”。因此，研究西方哲學，以升級人類的普遍性，既是為了真理的需要，也是為了成就“我們自身”的需要。我們無需像一些人所擔心的那樣，研究西方哲學，深入西方文化世界，會失去“我們自己”，相反，作為一個本原民族，我們倒將在其他本原文化的深處發現我們自己而提升我們自己。

清華哲學系從其創辦及至其復建，一直以一個本原民族的普世胸襟去面對和審視綜合了希臘與希伯萊這兩大本原文化精神的西方哲學，使今天在中國的哲學研究不是簡單地重溫國故，而是以綜合、會通四大本原文化之精神為己任，構建今日天下之“大學”。我們創辦《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希圖在新的條件下弘揚此精神，承續其使命。期待海內外哲學界同仁共與焉。

* 黃裕生，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西方哲學研究》創刊主編（HUANG Yushe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Founding Editor-in-Chief, TSWP)。